從盟友到對手:以色列、伊朗與美國錯綜複雜的關係史
2025年6月,一場為期12天的直接軍事衝突,將以色列與伊朗推向了公開戰爭的邊緣,並最終將美國捲入其中,這不僅是中東地緣政治的驚天巨變,更是數十年來從秘密合作、意識形態決裂到代理人戰爭不斷演變的必然結果。要理解這場衝突的根源,必須回溯到一個截然不同的時代:一個伊朗與以色列曾是親密盟友的時期。
昔日盟友:共同威脅下的策略夥伴 (1948–1979)
在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之前,以色列與伊朗的關係堪稱緊密。1948年以色列建國後,伊朗是繼土耳其之後第二個承認其主權的穆斯林佔多數國家。當時,兩國都面臨著泛阿拉伯民族主義的共同威脅,這促使他們建立了非官方的策略聯盟。
在冷戰背景下,由親西方的沙王穆罕默德·禮薩·巴勒維(Shah Mohammad Reza Pahlavi)統治的伊朗,成為美國在中東的重要盟友。以色列則根據其首任總理大衛·本-古里昂(David Ben-Gurion)的「週邊聯盟」概念,將伊朗視為在阿拉伯世界邊緣的天然夥伴。
合作的黃金時代:
- 軍事與情報:兩國曾秘密進行廣泛的軍事合作,包括代號為「花朵計畫」(Project Flower)的聯合導彈開發項目。
- 經濟與能源:伊朗是當時以色列最主要的石油供應國之一,伊朗石油透過兩國共有的埃拉特-阿什凱隆輸油管運往歐洲。
- 外交與文化:以色列在德黑蘭設有常駐代表團,實質上發揮著大使館的功能,兩國航空公司也開通了直飛航班。當時,伊朗也是西亞地區擁有最多猶太社群的國家。
這種由美國在幕後支持的三角關係,在1960年代逐漸成形,伊朗和以色列甚至會協調策略,以影響美國的中東政策,保護各自政權免受共同敵人的威脅。
1979年革命:從夥伴到「大小撒旦」
1979年的伊朗伊斯蘭革命徹底顛覆了這一切。霍梅尼(Ayatollah Khomeini)上台後,伊朗的外交政策發生了180度轉變,採取了極端反美的立場,並將以色列視為「伊斯蘭的敵人」。新政權切斷了與以色列的所有官方關係,將美國稱為「大撒旦」,以色列則為「小撒旦」。
德黑蘭的以色列大使館被關閉,並移交給了巴勒斯坦解放組織(PLO)。從此,兩國從昔日的盟友,轉變為不共戴天的死敵。
暗影戰爭時代:代理人衝突與核陰影 (1980年代 – 2024年)
革命後,兩國並未立即爆發直接戰爭,而是陷入了一場長達數十年的「暗影戰爭」。
- 伊朗的「抵抗軸心」:伊朗開始資助並武裝反對以色列和美國影響力的什葉派民兵組織,形成了所謂的「抵抗軸心」(Axis of Resistance)。其核心成員包括黎巴嫩的真主黨、葉門的胡塞武裝、哈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組織等。
- 以色列的反制行動:以色列則透過對敘利亞境內的伊朗目標發動空襲、暗殺伊朗核科學家、進行網絡攻擊以及支持伊朗反對派等方式進行反擊。
這場代理人衝突的核心是伊朗的核計畫。以色列將伊朗發展核武視為對其生存的「存在性威脅」,並誓言絕不允許伊朗擁核。儘管伊朗堅稱其核計畫為和平用途,但其濃縮鈾的純度已遠超民用所需,接近武器級水平,引發國際社會嚴重關切。
走向公開戰爭:承諾陷阱與區域變局 (2025年)
到了2025年,長期的暗影戰爭終於演變為直接衝突。這場升級背後有多重因素:
- 承諾陷阱(Commitment Trap):分析指出,美、以、伊三方都陷入了「承諾陷阱」。以色列已將「阻止伊朗擁核」設定為不可動搖的國安紅線;伊朗則因長期的意識形態宣傳與鉅額的資源投入,難以在核問題上讓步;而美國則受困於保護以色列安全與防止伊朗擁核的雙重承諾。
- 區域權力真空:2023年10月7日的加薩戰爭以及2024年敘利亞阿薩德政權的垮台,削弱了伊朗的「抵抗軸心」,這在以色列看來,是打擊伊朗的絕佳機會。
- 核問題的迫切性:以色列認為伊朗已具備快速製造核武的技術與設施,構成了迫在眉睫的威脅,因此決定採取「先發制人」的攻擊。
2025年6月13日,以色列發動代號為「升獅行動」(Operation Rising Lion)的空襲,打擊了伊朗的核設施與軍事目標,伊朗則以「真實承諾III行動」(Operation True Promise III)回敬,向以色列發射了大量導彈與無人機。衝突迅速升級,美國也於6月21日直接介入,轟炸了伊朗的三個主要核設施。
全球聯盟網絡:衝突背後的國際角力
這場衝突不僅是三國之間的對抗,也反映了更廣泛的全球聯盟格局。
- 伊朗的盟友:除了地區性的「抵抗軸心」外,伊朗還與挑戰美國全球主導地位的非正式聯盟——中國、俄羅斯和北韓——結盟。
- 以色列的盟友:以色列最主要的戰略夥伴是美國。雖然七國集團(G7)等西方國家支持以色列的安全權,但也同時呼籲中東地區衝突降溫。此外,由於對伊朗的共同擔憂,以色列與部分阿拉伯國家也形成了非正式的合作關係。
最終,在卡達等國的調解下,美國總統川普於6月23日宣布達成停火協議。儘管戰火暫時平息,但導致衝突的根本矛盾——伊朗的核野心、以色列的生存焦慮、美國的區域利益以及數十年的意識形態對立——依然存在。這段從盟友到對手的崎嶇歷史,預示著中東地區的和平之路仍將充滿挑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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